isomorphismseven

2024年9月18日，疫情转运大巴翻车事件的2周年，一名就读于深圳日本人学校的10岁日本籍儿童被捅。尽管被送医，但还是在不到一天后死亡。此事在日本和墙外中文圈掀起轩然大波，在中国却受到严格的言论管制，各大媒体均噤声（除了一字不漏转发外交部发言通稿），平台的讨论也被严格控制，不少中国人还说杀得好，或质疑日本自导自演。中国尚未公布嫌犯的动机（但我相信这是100000%的仇恨犯罪）。不少市民自发送花到学校门口，对遇害儿童进行悼念。

首先，我要对被害的儿童和他的家人表达哀悼，对这起事件表达谴责，对背后仇日情绪的始作俑者（我们都知道是谁）赋予最严厉的诅咒（尽管他们仍有可能善终，就像在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关于这次事件，本来有很多可以写的，比如法西斯主义与当代中国、言论自由与舆论引导、当代中日关系变化史……但是我看到了受害者父亲写的信，其中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谅解。文字如此平静，如此大度，没有对仇日情绪的指责，甚至都没有怪罪。信中写道希望中日友好。不少人怀疑此信并非受害者父亲的真实意愿，但是也无从证实。有泄漏的记者朋友圈显示此信确为其父小山先生文字的中文翻译。我也不纠结此信到底有没有违背其真实意愿了（我是相信他是凭借其真实意愿写下的）。

为什么我相信呢？一开始我是惊讶的。惊讶于文字的平静，惊讶于其父的胸襟。不少人说，自己孩子被残忍杀害，其父却选择原谅，真是……而我认为，这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在民主国家长大的人的特质，即宽容。

我们的社会在近几年越来越滑向法西斯主义同时，也充斥着越来越多的仇恨。越来越多的“献忠”事件（以报复社会为由的随意伤害事件，包括但不限于随机砍人、冲撞路人），越来越多的复仇事件（比如村官被灭门案，财政厅长被捆绑丢下楼案等），无一不昭示着仇恨的积累和无处排解。这很好理解。这么多年由于体制原因积累了无数矛盾，都被强力的维稳压了下去，蔡霞回忆2008年一年就有超过10万起群体事件呢。现在正逢经济下行，财政吃紧，矛盾又激增。在这种情况下，无处化解的矛盾将一点点爆发，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仇恨犯罪和复仇犯罪，往后还将继续发展，撕裂整个社会。我们看看三年大清零运动吧。连我认识的最岁静最粉红的人都觉得没有希望开始抱怨了，这本身就标志着社会的对立已经走向极端，已经没有中间派了（或者是中间派已经被矛盾完全分化了）。如果没有白纸运动导致放开，那么这些矛盾必然导致更严重的社会动荡。我插一句，矛盾如果没有办法真的要爆发，那么冤有头债有主，不要拿无辜的人“献忠”。

我们看到了矛盾是如何形成的。但是我要说，这也是中国社会丧失功能的一个体现。社会的功能有很多，这里我主要说社会的“谅解”功能。什么意思呢？正常的社会里中间派的声音是很大的。这种声音会充当粘合剂，在社会出现裂纹的时候帮助调和矛盾。在正常的社会中，正是因为中间派（和独立的法制、知识分子的声音等因素）的存在，矛盾会渐渐化解，不至于太过严重。比如我们看到台湾社会一直在就228等事件进行和解，美国社会也一直在对种族隔离政策进行和解，欧洲内部早已就二战完成了和解。而当社会的撕裂被强行镇压时，矛盾是不会排解的，只会不停积累。到最后社会将会完全被极端化，中间派不复存在，矛盾也越积越多，直至维稳体系也无法镇压，或者以一种别的方式发泄出来。这种例子也是很多的，比如土改、文革、计划生育、8964，还有改革开放后分配不均导致的矛盾。我们看到吴谢宇骇人听闻的北大高智商弑母案，但是了解一下他的成长环境，很难不说此案与文革期间不公正的批斗无关。

秦晖说，独裁之后民主的艰难，并不是民主本身有问题，而是独裁统治已经破坏了社会所有的功能，导致即使走向民主，也不行了，就像是把船上的水手都杀死，然后说“你看吧，还是只有我能开船”。所以我们看到革命后专制的普遍。能够走向民主化的国家几乎都不是通过革命这种（充满无法宣泄的仇恨）的暴力的形式，而是通过抗议（波罗的海三小国）或者独裁者自主改革（韩台）。革命之后出现的基本上都是独裁（比如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和中国历代的王朝更迭）或者大规模的流血（比如法国大革命，和中国历代的王朝更迭），有很多甚至更甚于之前的独裁（比如伊朗的神棍政权之于巴列维王朝，中国历代王朝中央集权的强化）。这正体现了社会被破坏殆尽之后仇恨的破坏性。它会撕裂整个社会，摧毁走向民主的道路。

此外，我们在海外中文社群经常看到的猎巫事件也包含着仇恨的缩影。海外社群动不动指责对方“小骂大帮忙”、“民小”、“支黑”、“岁静”，无法形成共识，很大程度上也是拜中国社会的仇恨所赐。没有人知道朋友是谁。借用一个我不想借用的话，没有人知道同志是谁，也就无法团结起来，无法形成声音。这也部分解释了民运之问，“8964一代海外搞了这么多年，怎么什么成果都没有呢”。要形成有影响力的声音，必须要通过部分的妥协、谅解、信任来团结大部分人。而现在，也就李老师有一点像这个样子。海外社群最团结的还是法轮功那个恶心的东西，可见一斑。当然我这么说不代表我不厌恶王志安、二爷等人。

在民主社会里，社会的功能是（大体上）健全的，并且在不断发展着。而在专制社会中，社会的功能是被压制的，最严重的情况下，社会完全原子化（参见我的原子化文章），完全支离破碎，几乎丧失了所有的功能。民主社会，一方面存在独立且（较）完备的司法体系和一系列制度保证矛盾得以释放，另一方面也存在适宜的教育来教授新一代人基本常识、培养宽容的精神（比如台湾教材对228事件的公正教育、各国教材对言论自由的教育），还存在由言论自由保护的知识分子群体理性的声音……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人，很多都是非常宽容的。我从小山先生的信中看到了这种宽容，我敬佩小山先生的宽容，亚撒西得让人心疼。

这种宽容在我们的社会中是极少的。我们最多的就是喊打喊杀，天天“勿忘历史”。（其实这个也可以写一篇长文，但是我累了，就不展开了。）我联想到了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这是多么伟大的胸襟，又是多么痛苦的宣言。与之类似的还有甘地的非暴力运动。我也时常提醒自己不要被仇恨冲昏头脑。然后我要做我可以做到的事情，比如传播真相，传播知识。我们的每一点发声都是知识分子最后的尊严，就像劳东燕和罗翔。我们的每一点发声都是社会最后的粘合剂，社会的功能已经所剩无几。我们的每一点发声都将减弱最后必将到来的仇恨的爆发，增加社会谅解的机会。

最后我想说，我这篇文章对于仇恨的理解应该是超过岸本齐史了。确实，他口中“仇恨的连锁”是我小时候一直思考的问题。现在我终于可以写出一点超越高中生作文的东西了。我上学时为了讨好阅卷标准写了那么多垃圾八股文，我可以说没有一篇有我最近写的这几篇评论文深刻。但是我深知，我的这点知识对付墙内小粉红自然是足够，但是实际上也只相当于民主社会公民的中等水平。我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的。

再最后，我们中国人每个人都对这样的社会的产生负有责任，我们每个人都对小朋友的死负有责任。政府不道歉，我只能把属于我的那部分歉意表达出来。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