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死的阮某
这个人是谁呢？我的高中班主任。不过为了他的个人隐私，全名我不会写出来。我真的在骂他吗？是的。
高中毕业后，进入大学的我对我的高中生活进行了全面的否定。我也用了“功过七三开”，只不过“过是七，功是三”。这里的过（大部分）不是我的过，而是老师、班级等许许多多外界因素的过。这么说不是我自满，而是我意识到了许多toxic的东西，我本该意识到的。我本来非常反感的，让家人给我送饭，但是身边人都这么做，他们也特别想这么做。我抵制住了走读的要求，坚持住校，但是没有抵制住送饭的要求。但最终我相信并没有给我节省时间，也并没有给我高考创造什么进步，反而加剧了我的内耗。
我对我的数学老师也很讨厌。她曾经在公开课上叫我回答问题后，说”下次我们换一个数学更好的同学来回答“。当时是刚高一，许多人都学了预科，而我是一个白板。当时，我总是数学只能考110分（满分150），几乎是班上的倒数。她不知道我多想学好数学，我满脑子里急的都是数学为什么这么烂。从此，我三年的高中，讨厌了她三年，至今如此。她不会知道我在高二开始对数学感兴趣，图书馆里面借了一本又一本数学教材，高数，实变，复变，拓扑，抽代，大学数学前两年就没有我没自学过的知识……她也不会知道我手抄了几本许多小小的数学知识，连分数与逼近……她不知道我利用自学的高等数学，对压轴的导数大题已经研究到远超她和所有教辅书的水平。她不知道我用积分去进行奇奇怪怪的不等式证明，最让我fascinated的还是
的极限问题。
但是我这里说的不是她，而是他，我的班主任。他最恶劣的行径就是通过高压和批斗达到学生的顺从。我三年经历下来，他的恶行罄竹难书，除了我之外，就是另一位F同学被他批斗最多了。我就讲那位的事好了。这也是阮批斗同学中伤害最大的一次。
F和另一个同学（好像是）打架，后两两被阮叫去办公室。阮勒令他们检讨，在检讨通过之前不得去教室上课，不然威胁退学。他们写检讨，阮则退回。他们重写，阮又退回。理由只有一个，检讨不达标。为什么不达标，不知道。反正你必须重写。F同学事后跟我说，他当时每天就关在阮的办公室里写检讨，什么也不敢干，心里一直没有着落，因为每次写的都被退回。他的检讨越来越长，充满了对自己越来越多的自我批判。他对自己的用词越来越狠，越来越陷入无休止的自责与懊悔中，但是阮仍然不为所动，板着脸叫他重写，并且时不时威胁退学。F同学处于长时间的物理隔离中，不能与班上的朋友说话，不能上课，偶尔碰见了认识的同学还要低着头，不敢直视对方。他哭过好多次，忏悔越来越痛苦（即便有被逼的成分在），笔写完了好几根，本子也写了厚厚一沓，因为成天的书写，手指也不舒服。就这么经历了好几天，阮下了最后通牒，今天不让他满意就滚蛋。F非常慌，他用尽力气写了长篇检讨，终于获得了阮的点头。F回到教室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阮的监督下向全班同学宣读自己的检讨书。
我写到这里几乎热泪盈眶。这次不是我被批斗，但是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感觉到无比的悲哀和痛苦，仿佛我就是F同学。阮（我这里在直呼其狗名），你大概率没有经历过文革（从年龄来看），但是你对文革的体会是如此地深。隔离监禁，强迫检讨，精神压迫，多次打回，最后再是当众批斗和电视认罪。毛泽东整人的那一套被你玩得这么溜。我目前回顾，我认为我有精神创伤。F同学或许也有吧。而且这种创伤是隐形的。我高中毕业觉得没有什么。但是我年龄越大，了解的事物越多，视野越开阔，我越觉得阮给我带来的创伤大。所以我一直对在上海封城中受到创伤的众多朋友们有共情。我是幸运的，我走出了这个环境，看到了真正的人类应该如何发展。但是这些trauma记忆会一直跟随着我，转化为对阮，对那个数学老师，对中国教育体制，对这个极权造成的千千万万的伤害的恨。我说过我的激进化是很难避免的，原因部分就在于此。环境给人的伤害会反馈到环境上。极权下，独裁者是暴君，人民同样也是暴君。我是旧时代的残党，我在努力坐上新时代的船。我目前处于一个非常幸福、非常包容的环境。我的老师很宽容，我的兴趣很好，我的朋友不算少，我的女朋友很可爱。所以我越回看，越觉得往事不堪回首。我可以远离所有这些伤痛吗？这些是可以愈合的吗？我的孩子可以远离伤痛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可以走出伤痕吗？
P.S. 班上另一位J同学谈恋爱被阮发现，阮勒令其检讨，不从。阮禁止他上阮的课，于是每次阮的课，J同学都站到教室外面去。阮拿他没办法，最后此事不了了之。阮，你和中国一样，就知道欺负软柿子。我和F怕你，你就疯狂批斗我们两个，遇到真正硬骨头就什么办法也没有了。俗话说，有些人踩红线，人没了，有些人踩红线，红线没了。Pelosi访台，我们看了多大的一个笑话。现在黄仁勋说台湾是国家，怎么，你敢抵制英伟达吗？欺软怕硬，懦夫一个。（当然我并不是说国家要敢于亮剑，我和小粉红的看法一般都是反的。不过我也并不怕你哪怕有一天硬起来了，毕竟第三次世界大战大概率还是民主阵营获胜，这我很有信心的。）